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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皮书调查显示，在2017年北京开始推进实施“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的背景下，流动人口留京意愿依然较强，多数仍愿意继续留在北京。其中愿意将户口迁入北京本地的比例达到3/4，有近80%的流动居民打算继续留在北京并希望在北京定居。蓝皮书指出北京的随迁子女，除了留在北京考职高，或者返乡考普高以外，家长们还探索出了第三条道路，那就是去北京邻近的河北或天津上高中，并在那里参加高考，这被学者们称为“坐在北京的门槛上读书”。

在航空工业方面中国也取得很大的进展，已经不是当初需要苏联授权的国家了，现在我国航空工业的主力是成飞和沈飞。虽然在发动机领域中国依然还有若干软肋，但是整体而言，即便在动力方面，中国取得的进展依然是全世界瞩目的。尽管如此，我国还是像私企一样成功的打入了国际军工市场，在世界看到中国制造的速度后，就开始有大量的订单开始跑向中国。

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严重损害了金融市场功能，为此各国央行迅速将政策利率降至非常低的水平。由于零利率下界约束，各国不得不转向量化宽松非常规货币政策（Borio and Zabia，2016）。同时，全球金融危机表明，物价稳定并不意味着经济金融稳定，危机后各国普遍加强了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不过，与 2001 年—2006 年日本银行的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类似，数量目标仅是各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第二位操作目标，为恢复金融市场功能和刺激经济复苏而保持超低（零）利率仍是各国中央银行最主要的操作目标（Bindseil， 2004，2016）。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逐步稳定和经济强劲复苏，美英欧等主要央行都开启或着手加息缩表并重回利率调控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

中美金融科技监管“异同”在捷越联合首席风控官金可治看来，中美两国金融科技监管历程之所以截然不同，与当时宏观经济环境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具体而言，美国网贷、智能投顾等金融科技产业在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兴起，恰逢美国正对金融产业采取从严监管，因而美国金融科技产业自然被纳入持牌金融机构监管范畴，对合格投资者准入（主要接受机构投资者资金），业务穿透式监管，资本实力，投资者权益保护都采取相当严格的监管措施；相比而言，中国经济没有经历过次贷危机引发的零售金融业务系统性风险等金融动荡状况，因此以更宽容的态度看待P2P网贷等金融科技产业快速发展。

“其实很早之前税务局就想查明星收入这一块儿了，但是因为娱乐行业关系复杂，所以明星这块儿就一直没人敢碰。现在很多人都“自身难保”，明星也就人人自危了。”某地方国税局工作人员私下告诉《首席娱乐官》。自查自纠阶段，要追溯3年的税款。“每个月、每个季度都需要税务申报，自查就是检查这三年申报准确不准确，仔细检查相关的合同约定还有贴的发票，把漏的税补上就没事儿，如果到时被税务局查到，就要交罚款了。”

二、货币政策的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理论、国际经验与中国货币调控方式转型（一）有关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理论与国际经验根据操作目标或中间目标的不同，货币政策大体可分为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两种方式。理论上，货币的数量和价格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流动性效应下，货币数量的变化将影响价格调整，货币价格的调整也将引发数量相应变化（Friedman and Kuttner，2011）。因此，在金融市场发育健全、价格机制有效发挥条件下，对物价产出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而言，货币政策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的政策效果也应是等价的。不过，从政策机制来看，货币数量调控主要是根据变量间的宏观总量关系进行调控，政策效果直接明显，但容易扭曲价格机制并干预微观主体行为。货币价格调控主要是微观经济主体根据宏观经济信号调整自身行为，通过价格机制间接发挥作用，对市场发育程度和货币传导机制要求较高，政策链条较长，效果并不直接明确。可见，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对不同货币调控方式的政策有效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直接决定了一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及其转型进程。特别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广度深度与金融产品的价格形成（利率水平）和市场主体的风险管理能力密切相关，影响着货币传导和利率调控机制的畅通有效，对一国货币调控方式的选择至关重要。从国际经验来看，金融体系发育健全、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通畅的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主要采用以利率为主的价格调控方式，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则主要以数量调控为主（周小川，2004；Laurens et al．， 2015）。